北宋雍熙四年（987），宋太宗“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，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，博买香药、犀牙、真珠、龙脑；每纲赍空名诏书，于所至处赐之”。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，派遣特使分赴海外，招徕贸易。南宋时，宋高宗也说：“市舶（海上贸易）之利颇助国用，宜循旧法，以招徕远人，阜通货贿。”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，乃宋王朝的“旧法”。绍兴年间，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，在广州定居下来，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“劝诱亚里归国”。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？不是的。而是因为，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，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，“往来于运香货”。不过当时的西欧正在“蛮族”的统治下，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，要不然，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。

  这便是宋王朝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。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，北至胶州湾，中经杭州湾和福州、漳州、泉州金三角，南至广州湾，再到琼州海峡，都对外开放，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。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设“市舶司”（相当于海关），在小一些的港口设二级机构“市舶务”，负责管理外贸市场秩序和抽税。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（明代在“隆庆开关”后，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），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北宋末超过2300万贯，在南宋绍兴晚年接近3800万贯。

  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，严格限制朝贡贸易。如，宋高宗下令商船不得“擅载外国入贡者”，否则将处以“徒二年，财物没官”的惩罚；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：“比年以来，累有外国入贡，太上皇帝冲谦弗受，况朕凉菲，又何以堪？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，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，毋得以闻。”

  显然，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，势必会冲击民间互市的贸易总量，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。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。也因此，宋政府在限制朝贡贸易的同时，也积极鼓励民间的海外贸易，海商只要在政府机关登记，领取“公凭”，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。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，“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，听从便”。对在海外招商作出巨大贡献的海商，宋政府还赐予官职。

  在海外商贸的带动下，沿海一带出现了走私风气——显然，走私可以逃避宋政府的课税。有大臣建议政府出台措施、严厉取缔走私，但朝廷考虑再三，还是默许了走私活动的存在。因为走私不过是沿海小商贩的谋生之路，不如争一只眼闭一只眼；如果严加打击的话，可能会损害整个海外贸易的环境、挫伤商人的积极性：“取私路贩海者不过小商，以鱼干为货。其大商自苏、杭取海路，顺风至淮、楚间，物货既丰，收税复数倍。若设法禁小商，则大商亦不行矣。”

  而对危害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的海盗，宋政府则严加打击，为此，政府在广州、泉州等港口设立“望舶巡检司”，在海面上置寨兵护航。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。广东近海的溽洲岛，便有寨兵哨望、守卫，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，“则相庆贺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，因为这时候“寨兵有酒肉之馈，并防护赴广州”。每一年，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，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（约三千贯），设宴相送，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。宴会非常盛大，“蕃汉纲首（相当于船长）、作头、梢工等人，各令与坐，无不得其欢心”。（《宋：现代的拂晓时辰》）

  第四百零九章

  对于曾多次带领使团前往吐蕃的陆辞而言，要安抚住因曹玮的突然到来而多少有些躁动不安的辽使，实在称不上什么难事。

  事实上，先被曹玮那磅礴气势压得险些喘不过气来，后又被陆辞极盛的容颜气场所震到的耶律宗愿一行人，在抵达邸馆后，仍有些精神恍惚。

  在魂不守舍的情况下，他们又哪里会因多候一日才可面圣这点，而心生不满？

  他们这般好说话，陆辞也乐得轻松。

  他利落地委派了合适人选对其进行周全招待，又亲自坐镇了一场简略的接风洗尘宴后，即回宫复命了。

  因曹玮常年身处军旅，养成了禁酒的习惯，官家自然不会强人所难，在对此表达体谅后，便痛快地将宴席中所有酒品都撤了下去。

  失了酒酿助兴，加上曹玮本身是个问一句答一句、谨慎寡言的脾性，这场宴席未举行太久，便在意犹未尽的氛围中散了。

  见曹玮难掩想回自家宅邸与家人团聚的急切，赵祯纵有许多话想同这位定海神针般的老将讲，还是更体谅他常年征战在外，就容其带着刚赐下大批赏赐先回宅中，明日再入宫叙话。

  曹玮前脚刚走，陆辞后脚就进了宫，简明扼要地将来使的状况做了汇报。

  赵祯满意地点了点头，丝毫不吝赞美之词：“世间最善解人意者，非小夫子莫属了。”

  陆辞嘴角微抽：“官家盛赞，臣万当不得。”

  赵祯不以为然道：“无碍，此殿中并无外人，难不成还说不得几句心里话？”

  陆辞转移话题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臣此次入宫，还有一事需同陛下相商。”

  赵祯立马正色，严肃道：“小夫子请讲。”

  “陛下下令伐夏以前，边患多来自辽、夏、蕃三势，相较之下，西南地区虽也部族众多，然居住分散，信仰庞杂，互不相属，即便偶有剽掠，亦不足引为深患。 ”陆辞简单带过前言后，干脆切入正题：“然夏已覆灭；辽实力连带受损，必当收敛锋芒，更何况辽国主已然病危，太子年幼，定愿付出让步以求和谈；西侧吐蕃新兴，唃厮啰固然野心勃勃，不可为久盟，然其百废待兴，理政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至少在二十年内，北处边境应能是相安无事的。”

  赵祯听到此处，登时灵光一闪，猜测道：“小夫子的意思，是要将屯兵重心从北转南？”

  陆辞颔首：“正是如此。朝廷对西南边境，素以羁縻为主，约束力微乎其微。而交趾国虽年年上供，但倘若是真心臣服，又岂会纵容其兵士钞掠大宋边民？”

  赵祯神容微凛。

  有常年派兵滋扰边民、劫掠商队、以积蓄反叛财富的李德明与李元昊这一前车之鉴在，对行径相似的交趾国，自然不得不让人多想几分。

  陆辞微微一笑：“依臣之见，现下朝廷既有闲暇腾出手来，又仍有众多初露锋芒的善战将士，与其坐候其反、再亡羊补牢，倒不如未雨绸缪，严加整治，以免又出一个李元昊。”

  一听陆辞这话，赵祯的心头莫名就一紧，眉头也皱起来了。

  他这会儿才后知后觉，每当小夫子捉住什么隐患，只要一开口，那事儿八成就得在不久后应验。

  那场险些连累了馆阁的左藏库大火是如此，汾州蝗害是如此，吐蕃与夏出兵反叛，也是如此……

  若换做别人开口，嫌此事棘手的赵祯，只怕还是倾向于沿用多年来的保守策略，但此话一旦出自小夫子之口，那严重程度可就大有不同了。

  并且，刚打过这场持续了近三年了伐夏战役，国力急需修养恢复，实在经不起第二个李元昊的折腾了。

  赵祯慎重道：“那依小夫子之见，当如何治理广南路的好？”

  “臣粗浅拙见，仅作抛砖引玉之效，还望陛下莫要见笑。”

  将北宋这段历史早忘得七七八八的陆辞，对不久后西南地区当真会出现一名叫侬智高的青年高举反宋旗帜、且结结实实地打下了好几座大宋城池之事，自是不得而知的。

  但他也早非十几年前初入仕途的人微言轻的小文官，有了辗转多地、亲历战事的丰富履历，梳理治夷之道，不说得心应手，也是颇有一些心得。

  尽管他的最终目的，是海外的广大疆域，但饭需一口一口吃，要想说服官家，当将重点先放在治理南疆上。

  只有将南疆治理好了，才有余力继续朝外开拓。

  “不妨参唐制，因其疆域，析其种落，大者为州，小为县，更小为洞，以此分类；再推其长雄者首领，籍其民为壮丁，以籓篱内部，障防外蛮……”陆辞徐徐道来：“同时以民官治理之，兵官镇压之，以诸峒财力养官军，以闵丁备招集驱使……”

  最要紧的，不外乎是将权利与义务摆明。

  之前是重心偏向北方，不得不对南端采取半放纵小动乱、半招抚当地土司，只求相安无事的政策。

  这样漫不经心的政策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的。

  真正要加强联系，促进发展，单靠派去心不甘情不愿的选官是无济于事的，重点还是要让当地人参与进来。

  只有权利与义务同具，其他族群才有可能因共荣辱，而渐渐生出归属感来。

  赵祯很快听得入神，不时兴奋点头，每到激动处，还不顾形象地猛拍自己膝头。

  陆辞还未讲完，他已忍不住了，起身道：“慢着慢着，我先将寇公、王公唤来！”

  不知有意无意的是，赵祯忽略了身为参知政事的张士逊。